民商事判决在全球执行之"三、二、一" —简评《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
前言
2019年6月18日至7月2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The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以下简称为"海牙会议"）在荷兰海牙举行第二十二届外交大会，通过了《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以下简称为"《执行公约》"），来自70多个国家、欧盟和10多个国际组织共400余名代表参加，大会副主席、中国代表团团长、驻荷兰大使徐宏对《执行公约》谈判文本（即会议最后文件）进行了签署确认。当然，根据中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的规定，距离中国的正式加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程序。但是，《执行公约》系首个全面确立民商事判决国际流通统一规则的国际文书，系统规定了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范围和条件等，对于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民商事判决在全球执行主要靠双边条约、执行力度远不如仲裁裁决的局面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也更让深受民商事判决在其他国家执行难之苦的很多当事人，对法院民商事判决未来在全球获得执行的前景充满期待。
那这一《执行公约》相比过去究竟有什么新突破？对于各国当事人来说，应该有哪些新作为？让我们一起来探探究竟。
从《执行公约》本身促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和投资、提高判决全球流通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的目的来看，未来《执行公约》必将为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承认、执行难的问题打开一个突破口，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拓宽了可执行的外国判决的范围
就跨境民商事案件而言，目前较为普遍的争议解决途径基本为通过仲裁、诉讼或调解的形式解决纠纷。但相较于1958年6月10日签署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the New York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以下简称为"《纽约公约》"）以及于2019年8月7日开放签署的《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以下简称为"《新加坡公约》"）而言，除在仲裁与调解领域也普遍无法获得他国承认和执行的如自然人的身份及法律能力、涉及婚姻、继承等领域的事项之外，《执行公约》所涉及的可为被申请国承认与执行的事项范围可以说更为广泛，主要体现在：
(一)在涉外案件的先决事项（Preliminary Question）不是诉讼客体（Object）的情况下，不可单纯因为涉外案件中的先决事项属于公约排除的范围，而将判决排除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外。举例而言，在合同纠纷当中，若在判断合同效力的问题时涉及到了合同签订的主体是否具有相应行为能力的问题（如是否是未成年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因为对自然人的法律能力的判断属于公约的排除范围，而草率的将判决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
(二)不能仅因为诉讼当事人一方是国家包括政府、政府机构或者任何代表国家行事的人，就将该判决排除在《执行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外；
(三)根据《执行公约》第3条有关判决（Judgement）的定义，其范围包括了法院就实质问题做出的任何决定，包括裁定（Decree）或者命令（Order），甚至专为诉讼费用负担而做出的生效文件也都可被承认与执行。
二、建立了判断原始国是否具有管辖权的审查标准
司法实践中，在审查外国法院的判决是否可被承认与执行的过程中，被申请国通常会对原始国是否对案件具有管辖权进行审查，而这也是判决国际流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障碍。中国的做法亦同大多数国家做法相类似，将对原始国管辖权的判定委于国际公约或双边司法协助条约。而《执行公约》第5条通过建立所谓的"管辖过滤器"（Jurisdictional Filters）的方式，将只要属于第5条规定内的情形皆认定为原始国对案件具有管辖权。通过这样明晰的审查标准的建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被申请人以原始国不具有管辖权为由抗辩而拖延或阻碍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这一高发的程序性事由，也进一步提高了外国判决被承认与执行的可能性。
三、明确了原则上不对外国判决进行实体审查
严格控制被申请国对判决、仲裁裁决等执行根据的实体审查作为几乎所有涉及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公约的通行性规则，在《执行公约》第4条第2款中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在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过程中，除为适用《执行公约》之目的，否则被请求国法院不应对案件进行实体审查。
《执行公约》历经二十载而最终获得海牙会议确认和各国通过，这无疑释放出了强烈的积极促进国际间司法合作、疏通国际间司法协助渠道的信号。结合君伦过往处理跨境争议解决、判决承认和执行、跨境催收方面的丰富经验及中国司法实践，我们深感《执行公约》必将为未来跨境争议解决带来的"新"效果。
一、突破桎梏，诉讼成为跨国民商事案件的争议解决的"新"选择
在跨国民商事案件的众多纠纷解决机制当中，因《纽约公约》生效较早且有一定数量的缔约国，当事人在权衡案件的最终得失成败的情况下，会有一定程度倾向于选择仲裁。但根据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协会（Chartered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发布的《国际仲裁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仲裁中一方支出的平均费用已超过两百万美元，且在仲裁程序可能持续的时间上亦存在不确定性（如英国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中都有类似规定仲裁员可在任何时间延长或缩短规则规定的任何期限）。因此，在《执行公约》的通过为当事人在外国法院获得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提出了清晰指引的情况下，未来裁判者的专业度、公正度、争议解决的成本与效率才是当事人的最主要考量，而诉讼程序作为经过各国国内法精细设计、严格规定的产物，没有了承认和执行的后顾之忧，未来无疑会成为跨国民商事案件争议解决的中坚力量。
二、外国判决在中国申请后的承认度与执行效果必将得到"新"助力
随着《执行公约》的通过，并结合中国现行的政策与国情，不仅将对中国尚未加入任何关于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条约的局面产生新的突破，而且对于各国当事人而言，可预期的是，外国判决在中国申请后的承认度与执行效果也将得到"新"助力。具体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助力更快从"事实互惠"走向"法律互惠"。一方面，面对自2014年以来成指数倍增长的跨国民商事争议案件，中国也在不断寻求国际司法合作，并且在海牙会议上着力促进《执行公约》的通过，以求为解决判决全球流通难的问题谋求出路；另一方面，在《执行公约》生效之前，中国对基于互惠原则而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观点也在不断的从"事实互惠"向"法律互惠"（即一国法院根据外国的法律判断在同等情况下，该国法院判决也会得到外国的承认的，即可认定存在互惠关系）过渡，以促进互惠关系的形成。
(二)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司法合作更紧密。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9号），明确表明"要促进沿线各国司法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其中与中国有密切经贸往来的新加坡已与中国签订了《关于承认与执行商事案件金钱判决的指导备忘录》，以此可见中国已经在促进国际司法协助方面释放了积极信号，本《执行公约》的签署，势必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司法合作愈加紧密。
(三)助力构建更加完善的体系化执行保障机制。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五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外国判决在中国得到承认之后，将根据有关执行程序的规定进行执行，即涉外案件的执行将依照与国内判决同样的法规进入执行程序。自2012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共出台了55项重要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狠抓执行规范体系建设，各地法院也推出了一系列解决"执行难"的措施以保证判决执行的有效性，尤其是2019年7月14日印发的《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中法委发〔2019〕1号）出炉，更是彰显了中国政府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决心，相信今后外国判决在中国获得承认之后的执行力度也将得到空前的保障。
基于《执行公约》的出炉，"民商事判决"在全球范围内的获得承认和执行的未来可期。为此，对于全球的金融机构及其他企业、个人而言，之前若有民商事判决因受双边条约或多边条约的限制，而无法申请执行的，则可开始着手准备，一旦《执行公约》对判决被申请国生效，可立即推进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程序；与此同时，之前的法律文件中为了执行方便而在争议解决条款中排除诉讼方式的，则可以着手考虑是否对法律文件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将诉讼作为跨境争议解决方式增补进去，以使得跨境争议解决方式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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